从政府的角度来看，卫所制度的好处是，将不知兵，兵不识将，不会有大将趁出征时造反。这是每天都处在恐惧中的独裁分子最喜欢的。卫所制还有个好处是，由于士兵在卫所是带着家人的，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家人记录在册，所以他们为了养家，必然要努力耕种。当他们出去战斗时，由于牵挂家人，也必然竭尽全力地战斗，而不会逃跑。

刘伯温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历代以来的兵制，他发现，主导中国多年的兵制主要有两种。一种是征兵制，这一兵制的好处是，举国皆兵，有事召集，无事务农，兵员素质好，来路清楚，平时军费开支少；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兵员都出自农村，如有长期战争，势必影响农业生产。而另一种募兵制，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，当兵是职业，训练有素，战斗力强悍，兵员数量和服役时间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；可缺点是，要维持庞大的军队，军费开支就很大，招募的士兵大部分来路不明，没有妻儿老小的牵挂，容易当逃兵，也容易叛变。刘伯温的想法是，扬长避短，将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结合起来，既可以在战时有军队可用，又可以避免财政负担。于是就有了卫所制。

明代卫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种：第一种是朱元璋起事时所指挥的军队，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当初在郭子兴手下回老家征募的士兵700人；第二种是归附军，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队，陈友谅、张士诚等群雄失败后的军队；第三种则是谪发，都是因犯罪而被罚充军的，也叫思军；第四种是籍选，亦即垛集军，是根据户籍抽丁而来。除此之外尚有简拔、投充及收集等方式。

这种军事制度一经刘伯温提出、朱元璋确认后，发展迅猛，到1390年时，全国共有卫547个、所2563个，可以参战的士兵达300万。

其实，卫所制并非是刘伯温的原创，早在1363年，那位“身在江南，心怀塞北”的张昶在元大都时就已提出过。张昶提出卫所制是他的高瞻远瞩，也是他设想对元王朝兵制作的一个升级。

蒙古帝国兵团的最高统帅自然是大汗。大汗的下面设有宗王、万户长、千户长、百户长、五十户长、十夫长等各级指挥官。

蒙古帝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千户，有一部分千户分属于宗王，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，其他千户则编入左右两翼军，由左右翼万户长分掌。

蒙古帝国军队的兵员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(15岁到70岁)。这些人服兵役被纳入国家法律，无论贵贱，也不论家中人口多少，只要你符合条件，就必须要服兵役。在平时，他们进行牧业生产和其他活动，一旦有战事，就要根据大汗的需要，或者“空营帐而出”，举国皆兵，或者抽调其中一部分人出征，被抽调者的奴仆也要随军行动。

随着地盘的不断增加，灭亡的国家不断地增多，蒙古帝国积极扩军。这一支扩充的军队被称为汉军，兵员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区出现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装，他们被蒙古帝国击败或是招安后，成为蒙古军；还有就是蒙金战争中投降蒙古的各个军队，如中都(今北京)的乣军、北京(今内蒙古宁城县)的契丹军等；最后一类则是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，数量达到十万人。元王朝建立，统一中国后，元朝的军制依然延续着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。

他们把汉军也编为千户和万户，各汉军万户所统人数多的有五六万，少的有二三万，汉军的万户长由蒙古大汗指定。汉军万户长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，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。蒙古大军出征，都元帅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亲王、万户长、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。

在整个中国，元政府最先实行的是征兵制，后来又改成世兵制——凡列入军籍的人户要世代当兵。

综上所述，元王朝的兵制已经有了卫所制的雏形，所以当张昶提出卫所制时，元朝的执政家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。何况1363年时天下大乱，军队调动频繁，根本没有时间来实行卫所制。所有的军人都上了战场，谁还有时间讨论种地的问题？

卫所制正如脱脱宰相整修黄河一样，如果真的实行了，恐怕会引起滔天大祸。张昶后来被朱元璋扣在应天城不放，他在极不情愿地为朱元璋工作时，可能也提过卫所制，因为1368年时，朱元璋的军队里就已有了千户、百户、总旗和小旗的军官职务。

可集大成者的荣耀，却戏剧性地罩到了刘伯温头上。

多年以后，当卫所制因为指挥使和他下面的那些军官的贪腐而灰飞烟灭时，刘伯温在天之灵可能会感慨：再好的制度，如果所用非人，也会一塌糊涂。

——卫所长官们的贪腐很好理解，他们平时在屯田过程中有权决定给士兵哪块田、不给哪块田，时间一久，他们发现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条发财之道，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后再雇人来种，粮食就归他自己了。士兵们断了生活来源，只好逃跑。

这正如一朵鲜花，插在美人头上，就使美人更为妩媚动人，而放在毛驴头上，毛驴会把它当成草料，过了嘴瘾。

刘伯温隐约地感觉到，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鲜花，而朱元璋是美人还是毛驴，时间很快就给出了答案。

和李善长交火

每当李善长坐在他的宰相办公室时，他内心都会升起一种自豪感。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，当它发作时，太阳都要抖上一抖。李善长有骄傲的资本，自跟随朱元璋后，李善长的表现一直让朱元璋非常满意。李善长是个心理高手，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恶。同时，他勤奋刻苦，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的后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；他善于理财，朱元璋遇到他后，从未有过经济上的拮据。朱元璋曾说：“刘邦有萧何，而我有李善长。”所以当李善长在1368年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宰相时，没有人有一点异议，用李善长自己的话说，宰相这个位置就是为他而存在的。